谈谈潜规则

在国内几天，阅读报刊杂志感觉眼前出现最频繁的词语就是“潜规则”。在丹麦上国内的某些新闻网站的时候，曾经熟悉这个词语，不外乎某某影星或者导演玩玩潜规则，上上床，亮亮相之类的，不过这次有些意外的是这个词语同样频繁出现在《经济观察报》年终特刊政界人物的采访文章里，政坛和娱乐圈一样，也玩“潜规则”？这倒些许有些让我感觉惊诧，何况出言之人全部是入选年终特刊的“精英人物”（这符合《经济观察报》的办报宗旨）。先看文章中的语句：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也近乎于一种潜规则，似乎人人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人在公众面前揭开这个盖子。最后打破沉默的人正是李德水。 （摘自《李德水：盛世危言》，《经济观察报》2007年1月1日第04版。李德水，前国家统计局局长）

而对于社会上对他本人的种种议论，潘岳十分坦然：“任何一个了解中国现实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名声并不符合许多潜规则，这样做与其说是博得美名，倒不如说是不负良心”。对他来说，“要做的事太多，必须一件件地做起，关键是今天今时今刻从我们开始做起。”（摘自《潘岳：绿色中国试验者》，《经济观察报》2007年1月1日第05版。潘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

很显然，这些身居要职的高官们比我们普通百姓更清楚官场的潜规则。娱乐圈的潜规则无外乎身体与出镜率的交易，大则轰烈官司，小则媒体口水，只让百姓在茶余饭后多些谈资，多些笑料，满足人们对于衣着光鲜的明星们背后私生活的窥欲，当然，只要某些明星们愿意露点，那看客们自然更是两眼发绿。而官场的潜规则远远不止如此简单娱乐了。

首先让我们看第一条潜规则，“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记得我90年代中期创办企业的时候，年终需要汇总企业收益，初涉商场的我丝毫不懂得如何操作，循规蹈矩地如实填写自己企业的盈亏情况，可是这份数据表格一交到镇企业办，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只要在表格上填写好法人代表的名字，盖好企业的印章就可以了，剩下的具体数据他们会帮忙填写，据说当年我这个小企业的税后利润多达200万。国家GDP数据牵涉到一个庞大的数字系统，尽管在功能上而言它只是一个衡量和评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现状而已，可是当这个数字成为一个官位上下的风向标的时候，这种潜规则的存在就显得那么路人皆知却无能为力了。每年中国的GDP数据都给人一个惊喜，可是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有多少，似乎连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他自己也不甚清楚了。地方政府年初由上而下的层层加码和年终汇报时候由下而上的层层加水，尽管国家统计局在递交最终数据的时候已经挤了很多水分，可是这个数字最终不仅给国人带来一种虚假繁荣的表象骄傲，更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口伐笔诛的目标。

关于潜规则，我突然想起1993年暑假我们组织去地方一个山城小镇进行社会实践发生的事情。在到达的第一天晚上镇领导举行的招待宴席上，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镇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秩序，那就是黑社会的力量。他告诉我们还好那时是严打时期，所以我们相对比较安全。那是不是也属于这个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潜规则”？90年代自己的创业，走南闯北的过程中已经体会到了商场上存在的一些“潜规则”。那时对于这些现象还没有统一的名称，现在看来，“潜规则”可以囊括这一切了。而问题是在面对这个词语的时候，人们很难去辨别始作俑者的倾向性，是褒是贬？合理还是怪异？它的出现似乎在瞬间得到人们认同，可是认识到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应付，是顺其自然还是想方设法改变？

中国有句常话（应该不是古话）：“规矩（规则）是人订的。”眼下之意就是既然是人订的规矩（则），那自然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合情合理，可是当涉及公与法，涉及国家管理，涉及到人类社会，这句话似乎自是更印证了中国目前和将来走“依法治国”这条道路的艰巨性。人为似乎总是可以在潜规则里影响到法制的力量，这或许就是《经济观察报》这两位高官言语中的“潜含义”吧。

购书买碟

除了来回的两天时间，我们在中国的时间其实只有9天。当丹麦时间7日晚上11点到家的时候，妻子和小家伙已经身心俱疲了。第二天一觉醒来，却又似乎觉得根本还没有回去过，是不是在国内停留的时间还没有长到足够让大脑产生一些纠正这本是错觉的能量，或许这原本就是一次梦幻之旅。飞来飞去，似乎就在一转眼的时间。除了客厅里摊在地上的一堆书和几本碟册。

回国前，虎皮说他最多一次带回法国400张碟，而这次我估计带的数量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而还有将近400张碟还躺在上海的衣橱里，只能等待下次了。虎皮交待通关时的说辞没有用上，出行非常顺利，除了在托运的时候需要把大包里的几本书移到背包里。回去买书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如果有可能还是在网络书店买书便宜。这次在卓越买了一些书，第二次去季风书店买了一批，结果在卓越上基本都有，而且还有很多折扣，可是还是喜欢逛书店的感觉。为了这种感觉花钱不知道算不算是冤枉，就像宁愿买碟而不喜欢那些带有很多网络广告的BT下来的那些电影一样。感觉，才是花钱消费的黑洞。

这次终于买到了罗展凤的《电影X音乐》，还有就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终于有新的中译本出来了：《非此即彼》，《十八训导书》，这两本都是我向往已久的。这次还算不错，带了40本书过来，至少在妻子3月份回国前，我有足够的书看了。另外，在购买杂志的时候突然发现多了一本很不错的杂志《外滩画报》，似乎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至于许知远参与的售价50元的《生活》，尽管确实体积庞大，重量够份，可属于华而不实的成分还是多点。而《经济观察报》年底特刊中的人物选择真的属于稳健安全的类型了，已经明显少了几年前的锐利和锋芒。

丹麦2007年度BODIL最佳电影候选名单公布

一年一度丹麦电影界最受瞩目的BODIL电影奖项候选名单在2007年1月8日公布，而所有的结果将在2月25日见分晓。而在这份名单中，引起争议的范围 很广，包括候选名单中最佳丹麦影片，或许是因为今年的丹麦电影没有出现2006年那次众望所归的电影——Per Fly导演的《Drabet》(杀人罪行， 2005年) 。Susanne Bier的《婚礼之后》尽管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并且获得了竞争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资格，可这并不能代表它就能赢得BODIL的最佳电影奖项。

最佳电影获选名单如下：

Drømmen

Efter brylluppet

En soap

Prag

Råzone

“我饿了！”“好的。”……

终于盼到小宝贝回来了，公公婆婆自然眉开眼笑，何况小家伙知道拍马屁，动不动就抱着公公的大肚子做出一副陶醉的样子，更是让公公不亦乐乎，巴不得小宝贝呆在身边别离开。第一天晚上睡觉他居然肯离开妈妈，那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惜遇到了语言问题，公公的一湾柔情水不仅付之东流，还换来小宝贝两眼汪汪。原来是他口渴了，想喝水。
Jeg er toerstig（我口渴了）。
宝宝睡觉了，宝宝睡觉了。
Jeg er toerstig， jeg er toerstig。
宝宝乖，宝宝睡觉了，宝宝乖……
呜……（眼泪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好不容易取得的公公的成绩被一碗水化为乌有，小宝贝离开了公公婆婆温暖的被窝，重新回到了妈妈的身边，公公婆婆从此失去了和他一起睡觉的温馨机会。

第二天，公公婆婆迅速采取了相应策略，记住了“口渴”这个丹麦语单词的发音，并且针对公公的盲目应答，统一成了一个“Ja（耶，就是“是”的意思）”，这个策略还真有效了两天，第三天公公觉得有点累了，躺在床上，在旁边的电脑里放《葫芦兄弟》的动画片给小宝贝看，小宝贝果真安静了，不过过了一会，就在婆婆，妈妈和彬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里面发生了一点小骚动，妈妈去了一听，原来如此：
“公公，Jeg er sulten（我饿了）。”小宝贝眼睛没有离开电脑，公公躺在床上。
“Ja（好的）”。公公回答了一声，继续躺在床上，没有动静。
“公公，Saa skal du give mig noget mad（您给我一点吃的吧）”。小宝贝回头看了一眼公公，继续说。
“Ja（好的）。”公公躺在床上还是没有丝毫动静。
“公公，Saa skal du gaa for at hente noget mad（您应该出去给我拿点吃的东西了）”。小宝贝坐了起来，侧身朝着公公说。
“Ja（好的）”。公公躺在床上没有丝毫想要移动的迹象。
“公公，Hvorfor gaa du ikke（为什么您不拿给我呢）？”小宝贝着急地起身，声音里带点委屈，看着公公。
“Ja（好的）”。公公无动于衷，继续说“好的”，然后又是带着满怀爱意的眼睛微笑地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外孙。

买书了

回国之前,已经在卓越网站上提前预定了一批书,出国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感觉,感觉之一就是买书真贵,新书一般都需要人民币4,5百元,偶尔碰到旧书打折找到自己中意的,那种感觉简直如获至宝.记得买过一套卡夫卡全集只有125丹麦克郎,简直是狂喜.这次短暂回国的要事之一就是购书.卓越的书比我提前到了上海 ,书目如下:

村上春树的《东京奇谭集》，《天黑以后》，这是前年出国前想买的。格非的《人面桃花》，《塞壬的歌声》，《格非作品精选》，格非是被我忽视的一个中国作家，看了余华的新作品《兄弟》，怀着极大失落心情同时把那丝希望寄托在格非身上，希望能如愿！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期待着惊喜。《我的名字叫红》，那是一本不需要言语的书。见招拆招的努力成果之一《读库0605》。8本书打了折扣后的价格是130元不到。突然有这么一种感觉，为什么中国的书本会这么便宜？这种价格是我希望的，只是难道是人民币被贬值的例证之一或者就是知识的价值在中国向来被低估？

当然，我希望中国的书价永远停留在这个位置，这是中国买书人的福气！